三分之一理想

ONE WORLD， TWO DREAMS 

   照相时我们常念的“茄子”，在加拿大广播公司（CBC/Radio-Canada）北京奥运报道组离开北京前合影时变成了 “one world, one dream”。虽然对于一名记者，应该把这句口号更确切地表述为“one world, two dreams”。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这句口号已经深深的留在了这些加拿大媒体同仁的心底。从七月底到八月底，我也有幸他们一道工作，把北京奥运会的点点滴滴的呈现给北美地区的听众，力图为北美人展示一个全面的中国、北京和北京奥运会。 

   当被告知我将从7月27日起与CBC驻中东记者Beraud一道工作时，我兴奋了好一会儿。中东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，因为那里历史和自然环境，深深吸引着我。Beraud是CBC工作了19年的资深记者。在驻中东前曾是CBC驻华盛顿记者。在此之前，她还曾两次报道奥运。去年她就以游客的身份来过一次北京，虽然不会讲中国话，但对北京并不陌生。我所做的工作在英文中叫“fixer”，就是按照记者的要求协助联系采访对象，安排采访时间，并且在采访的过程中进行语言翻译。这貌似导游的工作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。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容易有这个地方固有的思维习惯，“公正客观，不偏不倚”的记者也不例外。在我从事“fixer”的两年时间里，我更多地认为，这份职业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，通过语言的转换，架起不同文化，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人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与宽容。 

   也许是因为女性的关系，Beraud似乎更加偏向于一些软性的故事，希望从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奥运会对于中国人的意义。在Beraud来京后的第二天，我们就首先着手准备一些每届奥运都会有的议题。 

   我们的开篇就是北京的空气质量，这也是外国记者进驻奥运新闻中心后即开始报道的话题。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确实会对北京的空气产生质疑。尽管奥组委在过去的几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但奥运前一周的空气质量仍旧让国际媒体记者大做文章。对于一名训练有素的记者来讲，对一个议题的报道通常要尽量做到客观平衡，而如何证明议题的两面性，很大一部分就取决于fixer是否能够为记者找到有说服力的采访对象了。当时我们采访完北京大学的朱彤教授之后，马不停蹄的赶去CBD录环境声。在出租车上，一阵寒暄之后，我与女司机开始谈起了天气问题。北京的出租司机都以健谈闻名，这位女司机也不例外。听着我们的滔滔不绝，Beraud觉得很好奇，我便把谈话内容翻译给了她。我和Beraud一拍即合，觉得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司机对北京的天气是最有发言权的。尽管这位司机对赛前一周的空气并不表示绝对满意，但是相比过去开车时因为空气质量不好而有的“烟眼”，现在明显感受到“天更高了”。同时，这位大姐也希望北京的单双号政策能够继续实施下去。从从事普通职业的普通人的经历中获得最平实的语言和感受，这是最能反映奥运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改变的。 

   另外，根据我的观察，外国记者的消息源主要来自外电（wire）。外电每天提供大量的关于奥运的新闻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赛事情况，巨细靡遗。有时主流国际媒体的报道也是很重要的信源。当然，对于一位有经验的记者来讲，这些都只能作为参考，因为毕竟不同的媒体多少有一些角度的偏好。至于事件本身究竟如何，还要待记者亲自去观察。而我在陪同采访的同时，除了担当翻译，更重要的是向记者解释状况。由于背景不同和对于中国的理解差异，我和Beraud常常会因此而产生辩论。比如在奥运会开幕前，有不少媒体抱怨北京的警察太多，以至于破坏了奥运会的氛围。西方人总能把警察和限制自由联系起来，这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个时候，北京的警察更多的是在维护安全。中国有句老话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，而这“乐”的前提是安全。为了运动员，为了记者，也为了普通百姓的安全，恐怕再多的警察也是不为过的。我把这些告诉了Beraud。虽然一开始我们并不十分认同对方的观点，但在几轮辩论和后来采访的教授及普通的市民中，她逐渐修正了自己的想法，并把这些观点用到了自己的文章中。 

   这是一段独特和难忘的经历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虽然我们的愿景是“One World, One Dream，”但也许我们更应该从“One World, Two Dreams”中找到“和而不同，求同存异”的价值。